14座8000米以上的雪峰都有自己的名字，有的还不止一个，如珠穆朗玛，西方通常称为Mount Everest，这是因为19世纪英属印度测量局在为这座最高峰命名时，由于尼泊尔王国和西藏不允许西方人进入，所以没有合适的当地名称可用，于是当时的局长Andrew Waugh以他的前任Everest爵士的名字来命名此峰，这个名称在西方沿用至今。在尼泊尔人们愿意称它为Sagarmatha，意思是世界之母（Sky Mother or Mother of the Universe）。 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西方登山者称其为K2，听起来不向个名字，倒象个编号，这是什么原因呢。直到最近看了一本画册：ON TOP OF THE WORLD - CLIMBING THE WORLDS 14 HIGHEST MOUNTAINS才明白其中的原由。 1856年英军的测量官 TG Montgomerie在当时的英属印度现巴基斯坦北部时，从200公里以外测量了喀拉昆仑山脉的一些高峰，并对这些山峰做了编号，编号以字母K开头，代表喀拉昆仑(Karakoram)。 1861年在上校HH Godwn-Austen的领导下的一组人对这一地区进行了重新调查，他们发现Montgomerie编号的第二号山峰K2实际上是这一地区的最高峰。后来当英国人发现它是世界第二高峰时，他们想用Godwin-Austen来给它命名，但印度方面强烈反对这种殖民色彩的名字，他们认为一个Mont Everest已经够了。 在为K2命名的过程中各方势力先后用过discovered，Dapsang，Mount Akbar，Lamba Pahar，但均由于种种原有没有得到广泛应用。直到人们发现它的Baltistan名字Chogori，意思是伟大的山峰，这个名字逐渐被人们接受并成为K2的名字。但登山者更愿意称它为K2，这个独一无二的名字似乎更适合这个8000米以上的山峰中难度最大和最危险的顶峰。

许多年前一位登山者曾对我说：“爱上登山是因为爱上了登山的过程，并不仅仅是爱上顶峰。但顶峰却是任何一个登山者都不能拒绝的，因为那里有美景和幻觉，有梦想和眼泪，有人生难求的体验与收获，有男人一辈子渴望的实现与证明。”

　　几年后这位优秀的登山家在一场雪崩中遇难。

　　因了这句话，每次在登山大本营送登山者上山的时候，我都会长时间地凝视峰巅，想象着每一座山的那个极点处的那片对我而言永远看不见的风景。我想人在追求某个目标时的状态是最有魅力的，而山巅的魅力就在于它永远是一个能唤醒人魅力的目标。

　　K2就是这样一个目标。

　　在喀喇昆仑巨大的山影里，即使有着数座八千米级高峰比肩相邻，K2仍是无以伦比的。甚至是比它高出一头的珠穆朗玛峰，在职业登山者的登山词典中，也未必能比K2占据更多的溢美之词。

　　所以好莱坞的大师们在选择电影题材的时候都照例没有放过K2。是的，用以承载好莱坞式的悲情、爱情和亲 情，哪座山还能比K2更有杀伤力。

　　50年里，53名登山者将尸骨融入K2的冰川，把一个惊人的死亡游戏赫然一次次推向高潮。

　　在制作本期《K2,野蛮巨峰》的日日夜夜，我始终感觉自己仿佛在接受某种暗示，它让我回忆起很多与山有关的人和事，让我不由自主地去回味那些原本以为久远了的记忆，并因此发现这些记忆从来就不曾远去。

　　雪山的烙印从来都是无法修复的。像K2这样野性的山峰，无时无刻不在向登山者散发着魔法般的信息，那其中有盖世的奇景，有死亡的味道，还有人性中永不泯灭的爱与奉献。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也许终其一生也无缘K2,因为要到达那个看得见K2的地方，须经历的九九八十一难，相对于地球上许多交通便利的美景，代价可能是太“昂贵”了。更不用说在冰雪陡壁之上的那片风景，更不是凭着对“峰巅”这样具有诱惑力的字眼的向往就能达成的。

　　但我固执地认为K2是一部你不可不读的书，因为在八千米高处的那道壮丽与华美的光线，折射出的绝对不单单是白的雪，蓝的天，飘飞的云和炫目的光。

　　相信即使是在远离k2的地方，你也能嗅到顶峰的气息。

　　在人类登上K2五十周年的日子里，让我们一起守望K2,守望峰巅。

　　K2峰攀登大事记

　　1902-首次尝试

　　1902年，由英国人艾肯斯顿领导的欧洲攀登者组成了6人小队，出征去攀登K2。在季风来临之前，他们穿过了长达67公里的世界第二长冰川——巴尔托洛（Baltoro）。英国人原计划是从南面越过东南山脊直上，但到达K2峰下，他们改变了计划，认为从东北山脊攀登可能会更容易，然而尝试了几次，都没有成功，他们只到达了海拔6528米的高度。

　　1954年-壮丽而艰辛的首登

　　从1902年至1953年期间，先后有意大利、美国等6支登山队从巴基斯坦一侧沿东南山

　　脊攀登失败。

　　1954年，意大利人重返K2。这次探险确定了双重目标：不仅要登顶K2，更要进行一套完整、系列的地理、地质及博物学等方面的科研工作。

　　探险队总指挥德斯尔说，成功惟一途径是要严格遵守攀登计划，并且对攀登队进行军事化管理，每个探险队成员都必须为探险队的整体利益放弃自己的野心。

　　6月中旬，冲顶所需要的所有供给都已经运到C4营地，探险队希望在月底之前登顶。但接下来的几周，暴风雪开始在喀喇昆仑山区肆虐，攀登也被迫停滞。直到7月下旬，暴风雪开始有减弱的趋势，天气看起来比较稳定。探险队队长德斯尔决定抓住这时机向上攀登。C5设在了海拔7300米处，7600米处建立了6号营地。有一名队员于7月20日因肺水肿死在C2，减缓了攀登进度。但攀登依旧继续，C8营地设在了8150米处。7月28日，4个人在晚上到达C8。这4个人中有两个第二天登顶成功。上了山脊后，在离顶峰200米的地方，氧气耗尽了。队员们决定无氧攀登，艰苦的努力之后，于下午登上顶峰。这是人类第一次登上了K2的顶峰。

　　登顶的两名登顶者日勒?拉切捷夫和阿?康比奥士的名字，直到返回意大利之后探险队才向外界宣布。队长德斯尔说，登顶成功是整个队伍的荣誉，队伍中的每个成员都成功为此都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1975年 令人质疑的西北脊

　　自从1954年第一次登顶K2后，喀拉昆仑山区已经沉寂多年了，它的难于进入，似乎大大降低了登山者们的兴趣。

　　印巴关于克什米尔的紧张状态和中巴边境争端，使得巴基斯坦当局封闭了该区域。这种紧张状态持续着，有时变得缓和，随着时间推移，争端的结果是K2的北边划为中国领土，两个山脊界定了中巴两国的边界。

　　1975年，美国人吉姆?温泰克(第一个登顶珠峰的美国人)，率领一支登山队准备从西北脊探出一条新路线。但由于克什米尔地区宗派冲突反映到队伍中来，使得队伍在6700米处放弃了计划。在盖仑?罗维克的书中对此事发表了各种各样的争议与猜测，通过报道这些被其它书籍忽略的问题，这本书与先前的同类书籍显得标新立异，并引起后来者的关注。同年，一支强大的波兰登山队（19名成员，看似强大却没有雇用高山协作，只能自己负载）意图从东北山脊攀登。他们沿山脊固定绳索，最终在8000米处建立了6号营地，从营地向上，依靠氧气，西克和霍尼克到8250米处停止，而克罗贝克和罗兹在第二天到达8400米高度，此时氧气耗尽了，只能不情愿地下撤，队伍中的屡有队员生病，也使他们不能再有任何的企图。[page]

　　1979年，初探魔鬼路线夭折

　　在1979年，梅斯纳尔率领一支6人的队伍试图从南南西脊（被他称为魔鬼路线）攀登，但他很快意识到该路线对协作相当危险，再加上几个成员的呕吐症状，梅斯纳尔决定改由传统路线并与迈克?戴克尔共同登顶。这是梅斯纳尔的第5座8000米高峰经历。在梅斯纳尔的队伍从南南西线下撤后，一支庞大的法国队伍（包括皮尔?拜芬和杨尼克?森尼尔）沿此线路到达8400米，由于恶劣气候而下撤。在此次探险中，简?迈克波温使用滑翔伞从7600米的四号营地下降到大本营，此举创造了世界纪录。

　　1981年西山脊的永不放弃

　　在1981年上半年，巴基斯坦方面批准了一支法德4人登山队从南线攀登，这支队伍由杨尼克?森尼尔率领，最终到达7400米高度，随后，一支日本队由西山脊出发，沿着1980年英国人的路线，到达了8200米高度，从那里他们穿过一条雪带到达西南脊的顶部，这条线被固定了5500米的绳子，共耗时52天。在8月6日，大谷映芳、塞波等3人，沿绳索到达西南脊，准备冲顶。3人已经在8月5日依靠氧气修好路绳，在到达8300米高度时，面对巨大的攀登困难，他们抛弃了装备，在下午6：00到达了8470米高度，在那里他们决定宿营（无任何设施和食品），在一个仓促挖掘的雪洞中仅靠蜡烛取暖。8月7日早晨，他们继续向上前进了100米，距顶点仅50米，此时大谷映芳向大本营取得联系，但被告知下撤，因为他们已过度疲劳，塞波这位高山协作，此时成了队伍的领导，他有信心登顶并对下撤通知感到吃惊。经过45分钟的激烈争论，大本营领队同意冲顶。另一位日本队员此时已精疲力竭，难已继续，但大谷映芳和SABIR则于1小时后冲顶。最终，3人克服了劳累、脱水和随时到来的风险，安全返回大本营。

　　1982年-北山脊幸运中的不幸

　　另一支日本登山队在1982年选择了中国境内的北脊（曾提前对此进行勘测），这是一次壮美的，长达15公里的行程。当地人烟稀少，意味着除去日本队之外，还有一支高山协作队伍以提供支持。领行的队员沿45度的北脊行进，在一个制高点上遇到一支波兰登山队，他们从西北脊的巴基斯坦境内出发，但由于路线的艰难被迫进入中国境内。这次不期而遇遭到了中方的热烈抗议，波兰人最终没能登顶，或许只能如此。而日本人则于8月14日冲顶成功，第二天又有4个以上的日本人沿此线路登顶。这些日本人都单独无氧气登顶，并在下撤时宿营，遗憾的是，柳泽幸弘队员连睡袋和救生衣都没有，在宿营后，跌落并死亡。

　　1986年-成绩非凡的K2攀登年

　　接下来的1986年则有大量的记载。这一年有9次关于K2的探险被批准，一些人选择了原始路线，还有一些是由于遇到困难而改行传统路线。两个美国人，阿兰?佩宁顿和约翰?斯诺里死于6月21日的雪崩，但两周后有6人登顶。旺达?鲁克凯维茨成为第一位登顶的女性，丽莉恩?白瑞德是第二位，丽莉恩与他的丈夫共同冲顶，但在下撤时死于非命。1986年7月5日有8人之多登顶，均由传统路线，其中包括勃奈特?钱慕斯，创下了仅用了23小时登顶的纪录，琼斯夫?利克恩斯基则是第二次登顶。到今天为止，琼斯夫?利克恩斯基是两次登顶K2的记录保持者。高山给了这些成功的人极高的荣誉，使他们成为杰出的人。

　　1986年-令人吃惊的成功登顶

　　在1986年7月8日，杰瑞森?库库齐卡和托德艾斯?平特齐卡从南壁完成了一次令人吃惊的成功登顶。这两个波兰人是赫里考夫博士率领的国际登山队的队员，而队中的其他队员，出于安全和难度的考虑，选择了传统路线攀登，其中两名瑞士队员于7月5日登顶。 正是这次探险使得库库齐卡将西方人（美国人）与波兰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即美国人如同他们制造的汽车，更适合在好的路面上行驶，而古老的波兰木型车却能适应坎坷的路面。多数引用过这句话的人，只是把它看成一种一般性的评价，而库库齐卡实际上把它适用于那些自负、虚荣、没有组织性，且一遇到危险、困难、坏天气就退却的西方登山者。在比喻中所指的西方国家中，只有日本一直能涌现出与其说能够克服极度困难，倒不如说是能找寻到捷径线路的登山者。当然，也有特例（据说多数开拓性的攀登是由西方人完成的），但这些却是主要的且引人注意的。

　　波兰人到达了冰塔下面，这个冰塔曾吓退了多支探险队和他们自己队中的队员。然后他们建立了一个装备堆放点，在7000米处，由于坏天气延误了十天时间。库库齐卡和平特齐卡返回到冰塔。随后用2天时间到达了装备堆放处，又用2天多时间来到最后的HEADWALL。至此，库库齐卡又用了2天时间仅行进了30米，这后来被其描述为最为艰难的高海拔攀登。在宿营地，波兰人丢下了最后的GAS罐，而使用蜡烛来融化一大杯雪水。第二天，他们冲顶了，并沿山肩下撤，但被迫再次宿营。在恶劣天气和严重脱水情况下，他们沿传统路线继续向营地下撤，但库库齐卡冰爪脱落，并突然滑坠。库库齐卡则安全下撤，K2是他的第11座8000米高峰，并且也是最使他接近极限的一座山峰。

　　阴影笼罩下的攀登

　　在波兰人完成他们的攀登之后，意大利人雷纳多?卡撒罗掉入冰裂缝身亡，这是在从“魔鬼路线”下撤时发生的。山上死亡的人数从12上升到18人，但在1986年这个数字还在继续。在1986年8月3日，波兰人波斯齐卡和沃尔斯以及斯洛伐克人伯孜克在魔鬼线路完成了攀登，但随后的灾难却给此次攀登投下了阴影。沃尔斯在沿传统路线下撤途中滑坠而亡，另外两人幸免，挤进了本已拥挤不堪的四号营地。8月4日这两个波兰人和三个韩国人继续下撤，此时保尔，米茨尔，德尔贝克，图里斯，罗斯和沃尔夫已向顶峰进发。维茨尔的身体已经难于冲顶，却谢绝了与波兰人共同下撤，而选择了原地等待队友。在上述6人之中，只有沃尔夫登顶，而德尔贝克和图里斯却被迫在四号营地宿营，他俩曾在下撤时的一次滑坠中幸免遇难。在回到营地后，一场长达5天的暴风雪使营地里的7个人陷入困境，其间图里斯死亡。坚持到8月10日，队员们意识到继续的停留将是死路一条。于是5位登山者在风暴短暂的间歇期开始下撤，罗斯因神智不清，被留在四号营地。在下撤时，米茨尔和维茨尔死于离四号营地不远的地方，沃尔夫则从绳索上脱落。只有冻伤的保尔和德尔贝格到了大本营。围绕此次山难的谴责与争论一直不断（详见德尔贝格叙述的《K2——永无极限》）

　　让人迷惑不解的攀登

　　如果说波兰人这次沿魔鬼路线的攀登被山难蒙上了阴影，那么，号称曾沿东南南线独自攀登的汤姆?塞森更令人迷惑。塞森沿东南南线于8月4日到达山脊，但在下撤到阿布鲁奇（Abruzzi）山脉前冲顶，也没有到四号营地。这次攀登是引起争议的，因为塞森声称发现了新路线，那么事实上呢？这条线路已由斯克特的队伍在1983年攀登过了，一些人对塞森当然会质疑，然而沿原始路线下撤却没有被看到也是可能的，一些持怀疑态度的人已开始接受了他的说法（可为什么冒着不可预见的风险，选择了一条众所周知的线路呢？）

　　久违了的新突破

　　在以后的四年中，没有什么更进一步的探索，但却有许多失败者。一个瑞士-波兰联合登山队在西壁失败，两个队伍在东壁失败，一个波兰队伍在原始线路上失败（冬季）。接着在1990年，一支日本队伍在北侧攀登了一条新路线——西壁—北山脊路线。

　　1993年共有16人登顶，布瑞顿?琼恩斯?帕瑞特和美国人丹?慕斯沿西脊路线创下了一次壮举：从突击营地直接突击登顶并返回,仅用了32小时。

　　恐怖而血腥的山难

　　在1995年则发生了较多的山难。7月份，曾有一些成功的攀登，8月13日晚上，又有6个登山者登顶，并通过无线电话予以证实。当他们下撤时，一场凶猛的大风袭击了山顶，将5名登山者吹进了地狱。同年一支德国商业探险队攀登北脊失败。

　　攀登者被拒之门外

　　在1998年和1999年，K2拒绝了每一位沿着巴尔托洛（Baltoro）长途跋涉而来的人，尽管汉斯?卡默兰德于1999年满怀雄心壮志，沿巴斯克人攀登的路线攀登，并希望登顶后滑雪而下，但他只到达了8400米，他发誓会再来的。

　　总结

　　到本世纪末，成功登顶K2的探险者已接近200人，对于如此危险和困难的大山，这是个非凡的数字，这个数字意味着这座美丽的K2所具有的独特魅力。但同时有统计显示了从山顶下撤时的死亡比率是1：7，这是一个可怕的高比率，却阻止不了仍然源源不断的未来探险者。

　　众山之魂

　　你如何破译K2——这座地球上最神秘、最致命的山峰的密码？假如你是一位登山者，是否有勇气接受被钳制在失败中，是否能够领会失败也有它自己的价值？

　　死亡之旅

　　今天，阳光明媚，微风徐徐，是喀喇昆仑难得一见的完美天气。下午，我谨慎地穿过K2山脚下遍布尸骨的冰河。4888米处的天空像玻璃般明朗清晰——似乎在强烈地反衬这座乌黑庞大而笨拙的世界第二高峰。这座8611米英尺高的山峰披着一层厚厚的冰盔，傲然挺立在那里。

　　K2大本营坐落在冰川上，是一座用碎石搭建起来的月亮般的宫殿。这里一应俱全却被荒废着，仅有几个巴基斯坦工人和一位45岁的美国女性詹妮弗?乔丹。身为新闻记者和导演的乔丹六月份来到这里，督促她男友霍德的工作。她的男友在这里制作一个关于五名登顶K2的女性的纪录影片。在此之前我们谈了一些K2的历史，我发现这个主题她已作过深入研究。后来，她问我是否愿意和她一起踏上这次“死亡之旅”。

　　2002年的夏天特别温暖，因此丧生者人数也升到了最大值。六个星期前，乔丹发现了杜利?伍夫——一个富裕的美国花花公子同时也是狂热的攀登者的踪迹。他于1939年7月在东南山脊7930米高处陷入困境，之后便消失了。与他一起的还有三个夏尔巴，他们是第一批丧生在K2的登山者。乔丹发现了一些伍夫的登山用具，一个上面写着他的名字的连指手套。64年过去了，他的尸骨和工具在冰河中仅移动了1.5英里，在他露出水面之前，平均每天移动4英寸。

　　突然，我们的视线被锁定在一小片质地精良的紫色布料上，看上去，它是最近才露出冰层的。

　　“噢,” 乔丹惊叫一声，“谁，是谁曾在这儿穿过这种衣服？一个女人！”她猜测那可能是艾丽森?哈格雷的一片衣服。

　　1995年5月，这位33岁的美国女登山家成为第一位单独不带氧气装置登顶珠峰的女性。她计划接着攀登K2，然后在同年后期，攀登干城章嘉峰，世界第三高峰。8月13日，在那个晴朗的日子里，她到达了K2峰顶，不幸的是，一阵强劲的暴风吹来，她和其他五位登山者被吹下山。“她被吹落的位置就在那个巨大的冰塔附近的山脊上，” 乔丹一边说，一边用手指着山顶上硕大的嵌在那里的冰块，比划着哈格雷被抛下的种种可能的轨迹，“也许，我们正站在她落下的地方。”

　　我们继续前进，途中遇到大量的各种各样的工具，钢锥支架、氧气罐、登山靴等等。你不能漠视生命的韧性，虽然在最初它有些恐怖。但它们似乎在宣扬另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把K2与喜马拉雅山脉等其他山峰截然分开。所有的山都吞噬生命，海拔的挑战、难度的征服、未知地域的探索所具有的诱惑不可抗拒，登山者通过挑战极限能够触及他或她自己的灵魂深处，证实那种在地平线上难于捉摸的被强烈扭曲的人性。在很多山峰上，神圣常常被人们认为是和登顶联系在一起的。

　　但是，K2不同。

　　K2的神秘看上去好像在于山脚下那条冰冻的藏骨匣。当一些新的登山者涉过这条留住那么多先前的登山者的冰河时，所有的一切提醒着他们，一座8,000米高的山峰，成功意味着什么？可怕的失败又意味着什么？他们需要解决这样的问题，除了滚石、暴风、冰崩等自然环境的残酷，失败也许还有其它含义和内在价值。

　　第二高度的含义

　　从１９５３年起的５０年里，共有１６００多人登顶珠穆朗玛峰。

　　2003年，有262名登山者争先恐后地登上了这座世界最高峰的制高点。2008年，中国人计划持奥林匹克火炬攀过珠峰顶端，再取道奔赴北京。

　　与珠峰相比，在过去50年里，仅196位登山者登上K2峰顶。今年夏天，由55人组成的六个探险队尝试登顶。这六个探险队分别是哈萨克队、罗马尼亚队、西班牙队、瑞士队、捷克共和国队，再加上一个国际团队。他们聚集在K2南麓，其中有很多人是世界级的最具实力的登山专家，但结果是无一人成功登顶。

　　从统计值上说，这是第二个无人登顶年，至少以珠峰的成功水平为标准，好像可以证实K2的境界仅是一个次等的巨人。但是在那些攻克过世界级难度山峰的专业登山者眼中，事情有点儿不同。

　　“K2的困难首先在于它地理位置的偏僻。巴基斯坦居民从来都不曾称呼过这座山峰。只有山上裸露的白骨有名字。” 1959年，意大利阿尔卑斯登山家福斯克?马瑞纳在他的著作《喀喇昆仑：加舒布鲁姆IV峰》这样写道。“这里的岩石、冰川、暴风、深渊，使人望而却步。”

　　仅有两条路线可以到达K2。北部路线跨越中国和巴基斯坦边境，你必须首先乘飞机到伊斯兰堡，再向东北乘车500英里到达位于中国新疆的喀什米尔，然后乘坐吉普穿过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部边缘，再换乘骆驼或篷车穿越那凹凸不平的荒芜的克勒青河谷。从那条“容易到达”的南部线路出发，则需要穿过40英里几乎无路可循的“道路”到达巴基斯坦北部的奥斯腾冰川。

　　K2的偏僻还有其他原因。它比珠峰高出八个纬度，气候异常恶劣。“那里非常寒冷，暴风呼啸着从山上吹下，”英国登山者吉姆?卡伦是在一本关于K2历史纪实的书——《残酷暴峰的故事》作者，他说：“K2完全不同于珠峰，几乎从来都不可能有一个晴朗的星期让你去攀登顶峰。”

　　此外，珠峰有许多值得炫耀之处，它拥有一条建设完善的永久性的引导帮助系统，有夏尔巴人支起的帐篷、固定绳索，以及向高处营帐运送的氧气设备。而K2几乎没有在较高海拔处帮忙的杂务工人和商业性的服务公司。一部分原因是它的与世隔绝，另一方面经验证明要作K2的向导，就像给灾难发请帖一样。

　　这个观点在今年7月再次被证实。一位德国登山者刚要攀向山顶时，脚下打滑，坠落下山崖。他是瑞士向导卡里?库布勒所带领的十个登山客之一，这位经验丰富的瑞士向导曾两次登顶珠峰。Grohs成为第53位丧生于K2的登山者。

　　一份发表于《美国高山之旅》（the American Alpine Journal）的关于高海拔登山者死亡事件的2000年研究显示，1978年至1999年间登顶珠峰的登山者死亡率为二十九分之一，而攀登K2山峰的登山队员的死亡率则为七分之一。“这是些残酷的数字，” 参与2000年研究编写的作者，华盛顿大学的生物学教授雷蒙德?霍尼说，“它就要接近俄罗斯轮盘游戏了。”当你对比发生在没有使用氧气的登山者身上的登顶灾难时，数字会变得更加恐惧：珠峰事故率为十二分之一，而K2将近五分之一。

　　后面的数字更令人毛骨悚然：对于专业登山者，K2的死亡率甚至要高出珠峰两倍。“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考虑一下这个差距，从珠峰大本营出发，你可以走四个小时的路程到达有人居住的村落，可以悠闲地在尽管稀疏的草地上小憩，可以与同伴喝啤酒。K2则茕茕孑立，亲近它异常困难。大本营更像是月球，人烟稀少。这座高山看上去坚不可摧，没有捷径可走。当你第一眼看到它时，所有的这一切撞击着你。它好像著名的爱德华蒙克笔下的表现派画卷。你知道他的代表作《呐喊》吗？当然，除此知道外，也许你正在声嘶力竭地呐喊，如同画中人，那一声发自内心的疯狂呼喊穿过了整个宇宙。”

　　魔鬼台阶

　　对于登山者来说，从绳结打在世界上最雄伟最富有挑战性的康考迪亚（Concordia）冰川的那一刻起，他们实实在在产生了焦虑。巨大的冰层中心距大本营仅6米，巴尔托罗冰川和戈德温?奥斯汀冰川在那里融合。康考迪亚被喀喇昆仑山脉的主峰环绕着——布洛阿特峰, 加舒布鲁姆峰I，II，III——世界前十五高峰中的四座，平均高度达8030米；东部，沟壑蜿蜒的拉达克（Ladakh）耸立在Siachen冰河上，前方是印度和巴基斯坦就边界问题屡屡发生冲突的最前线。如果天气晴朗，登山者可以一眼就从北面看到巍峨耸立在天际的巨人般的K2。

　　喀喇昆仑山脉仅有少数极度险峻的山峰，它们的山形比K2更具专业性挑战，最著名的加舒布鲁姆峰IV （7932米）就位于喀喇昆仑山脉中心。然而，除了这些，K2凭借极度海拔跻身于艰巨山形范围之内，其中最受欢迎的应该是阿布鲁奇（Abruzzi）山脉，几乎没有否定它的余地。东南部有一座陡峭支脉是1909年被来自意大利萨伏伊的卢吉?阿曼多和当地人达克勘探出来。这座支脉具有3355多米的垂直攀登线，大约比南坳的倾斜度多出20度。

　　1954年起，196名登山者完成了K2登顶。144名是通过Abruzzi山脉到达。从1938年起， 有53人失踪在山中，36人丧生在山脊中的某些地方。

　　这道山脉起于低矮的支脉延伸而来的一系列高耸的山峰，止于100英尺高的垂直缝隙，被称之为House’s Chimney ，它得名于Bill House，一个1938年首次攀登K2的美国人。在海拔6710米高处，倾斜度达到了5.6 rock——这条路线是最具挑战性的。

　　这座黑色金字塔上的狭孔上，大约7473米处是臭名昭著的极不稳定的三角形冰岩层。在金字塔结构的顶点，那条路线直通位于大约7930米处的宽敞开阔的谷肩，到达坐落在那儿的第四号营地和突击营地。

　　从山峰的谷肩算起，峰顶的垂直高度为686米，但是要到达那儿，需要成功地涉过一条宽阔的峡谷，那里常年积存着没膝深雪；还需要保证能够横切过技术难度较高的瓶颈——30米涂有冰釉的峡谷，危险系数高达50多；然后再攀过暴露在外的横Z形路线，从此处直降2989米就可以到达著名的戈德温?奥斯汀冰川。至少有20人丧生在此。

　　最后一关，峰顶笼罩着皑皑白雪，宽阔而险峻，足以要你的命。1995年，精通冰雪技术的艾丽森?哈格雷和她的同伴之死证明了这一点。

　　这是世界上最让人恐惧的“魔鬼台阶”。

　　壮丽与华美

　　在世界上8，000千米高的颠峰中，k2以最困难最危险而闻名，这座山通过施加给登山者超乎寻常的压力来显示它的与众不同。对此没有人能够比威克?怀尔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他的经历几乎要了他的命。1978年9月6日下午，他终于完成登顶，当夜幕降临时，他发现自己孤零零地被困在山顶，没有帐篷，没有睡袋，这迫使他忍受速度为每小时50里的暴风和骤降至零下25度的气温，那真是独自露营的最高点了。

　　“那是我登山生涯中唯一一次我真的感觉自己无计可施，不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但是20年来k2是我全心关注的梦想，这些梦想从来没有消失过，那就是k2的力量与壮丽。”他从山上下来后患了胸膜炎，回家之后不得不做了一片肺叶的外科切除。

　　这种壮丽有着不可思议的表现方式，在他登顶前几周，他和罗斯克雷一起爬到了位于东北山脊边峰的3号营地，那时他注意到了布罗肯奇景（Specter of Brocken）——一束很少见的光，在这种光中，登山者的侧影被放大并投影到了一片云中间，有时会被双重的彩虹环绕，那是两个美丽的光环，一个套着另一个。他说：“那是我40年登山岁月中唯一一次观察那样的美景。”

　　在同样一条山脊上，有一天下午，他俩发现他们被一群随气流飞来的橙黑相间的蝴蝶包围了。“到处都是蝴蝶，世界突然变成了美丽的橙色的飘动的斑斓美景。”

　　这些时刻可以出现在任何一座高山上。但随着商业化向顶峰的蔓延，这样的经历变得越来越难的一见了。K2对这样瞬间即逝的偶遇的妥协倾向从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比起珠峰来它能够吸引另一类型的登山者，要攀登k2的登山者不仅需要高超的技能，并且要有一种深藏于心的登上山的渴望。

　　没有人比查雷?豪斯顿博士对这些因素的综合论述更为雄辩。他领导了美国最早两次进军K2的攀登活动。1953年的一天早晨，这是他们第二次试图登顶K2，在Abruzzi山脊7320米处，他从宿营帐篷向外张望。

　　“那大概是日出时分，空气中弥漫着冰晶屑，那不是雪；很微小，微小的冰晶，红的、黄的、绿的、紫的，如彩虹般炫目多彩。在墨蓝的夜空中，大量的冰晶发出淡淡的荧光，他们如此柔美，让人永生难忘。”

　　这话出自一位在K2上忍受了最为恐怖的困难的人之口，他在1953年所经历的苦难比起其他的经历都别有意义，那意味着他输得有尊严————

　　悲情颠峰

　　查雷?豪斯顿博士是登山者圈中的传奇人物。他是一位曾在哈佛和哥伦比亚大学受过教育的内科医生，1934年，他参加了首次攀登阿拉斯加山峰的活动；1938年，领导Abruzzi山脉的侦察队；1950年，作为首个进入尼泊尔昆布峡谷的西方人。同时他也是探索珠峰南侧登山路线的先锋。

　　1953年夏天，40岁的查雷和他的老朋友鲍勃召集了一支非常专业的队伍准备发起美国人对K2的第三次进攻。鲍勃是一位42岁的英语教师，1938年曾是查雷的队友，并曾在二战中开发了很多第十登山师的战备。查雷解释说：“我们凭直觉挑选了这支探险队，而没有选择那些人们认为我们会优先考虑的大牌名人。我们是一支有共同理想的队伍，愿意分担一切，或者我可以这样说，我们的队伍不夸大个人能力。”

　　这支队伍由8个人组成。除了他俩之外，还有27岁的乔治?比尔，康奈尔大学理论物理学家，推掉了好几次首次去秘鲁登山的机会。28岁的鲍勃?格里格,一位在亚斯本做滑雪教师的哲学家，他曾完成英国哥伦比亚境内Devild’s Thumb的首次攀登。格里格的朋友迪?莫勒纳，是一位34岁来自西雅图的风景画家和地质学家，他曾经登顶阿拉斯加的St—Elias山。26岁的化学工程师皮特，曾成功地探险Yukan河。 托尼是一位27岁的英国陆军上尉，1951年随一只挪威探险队登上了巴基斯坦的Tidrich Mir山。最后是来自爱阿华州27岁的攀岩者吉基，他曾参与过阿拉斯加的冰河探险。

　　五月底，他们到达了巴基斯坦，正赶上得知藤辛?诺尔盖和埃德蒙德?希拉里登顶珠峰的消息，他们花了两个月时间将器械运到K2大本营。但是8月初，他们在攀登到Abruzzi山脊大约7625米高处时，被一场严重的暴风雪阻止。9天后，队员们终于可以爬出帐篷，查雷吉基豪斯顿出来时，面朝下跌倒了，失去了知觉。豪斯顿为他做了检查，发现他得了血栓静脉炎，腿部静脉的血液形成了凝块，如果这些凝块破裂并流至肺部，会引起肺部栓塞。在海拔7625米高度。情况非常危险，这实际上意味着被判死刑。

　　“没希望了，” 豪斯顿回忆说，“我们当然不会把他一个人留在那里，我们从来没这样想过。”

　　所有登上顶峰的念头都被抛在脑后。最后他们想沿登山的原路将吉基送下山去，但他们意识到整座斜坡可能会发生雪崩，因此放弃了这个方案。和格里格和皮特打算沿着东南岩石密布的山脊将吉基送下去。豪斯顿建议其他队员下山，他和吉基呆在一起，如果天气好转，他们再返回山下。但最终队员们没有做任何选择。那天晚上，豪斯顿检查出两块血凝块已进入吉基的肺部。第二天，暴风雪依旧肆虐，他们用一顶帐篷把吉基层层包裹起来，如同木乃伊，他们竭尽全力设计出当时环境中的最佳护送方式。

　　下午2点左右，他们将受伤的队员缓慢移动到不足137米高的一块冰封的突出的扁平岩石上，为了到达这里，他们不得不将吉基拉过一条陡峭的峡谷，在这条峡谷下方，冰几乎覆盖了所有通往冰河的道路。皮特在吉基上方，将自己固定在一条斜坡上，他用破冰斧砸开岩石表面的积雪里，然后用绳子挽牢吉基，系着吉基的绳子绕在皮特破冰斧的柄上，绳子从背后绕过吉基臀部，穿过他的右手。

　　他们计划将吉基摆过那条峡谷。行动之前，格里格差点被卷进几分钟前的一场小型雪崩中，他解开了和莫勒纳连接的绳子，攀到那块岩石上稍作休息。莫勒纳则始终防备着，努力使自己通过一条松松的绳索保持与吉基的连接。

　　在莫勒纳与吉基连成一体的几分钟后，同样站在吉基上方的乔治失去了平衡，从斜坡上滑了下去。摔倒时他抓了托尼的脚一下，托尼跌下去的同时，直接牵动了连着豪斯顿和鲍勃的绳子，把他们从原来的位置上拉开了。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这四个连在一起的人的下滑——除了那条连着莫勒纳与吉基的绳子，托尼在下滑的时候迅速抓住了它。莫勒纳滑下去了，现在五个人急速下滑直到拉紧了吉基——吉基和皮特之间有一条单独的绳子连接着。

　　皮特把破冰斧斜砸进冰层支撑因为他们的下滑而带来的冲击，绳子变细了，像钢丝一样被拉得紧紧的。因为接下来五分钟，他要保证6个人不从山脊上滑下去。这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异常困难的，但是在那样一个人们几乎无法思考的海拔高度，这可以说是不可思议的。此举被称为登山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用破冰斧挽住绳索的范例。“如果皮特没有抓住斧柄，那大概就只有鲍勃可以幸存了。” 莫勒纳说。

　　当他们到达一个落脚点时，乔治正躺在一个危险的接近陡坡的地方，莫勒纳的大腿受伤流血了，豪斯顿蜷缩着躺在深渊的边上，已经失去了知觉。其余的队员努力使他们恢复过来，鲍勃独自来到豪斯顿身边，豪斯顿的眼睛已经睁开了。

　　“我们这是在哪里？” 豪斯顿问，“我们在这里做什么？”

　　很明显，受到重创的队伍无法把他们的领队拉上陡峭的山岩。为了尽最后一次努力使豪斯顿清醒过来，并让他明白自己必须做什么，鲍勃挽住了老朋友的肩膀， “如果你还想见到你的朵卡丝和帕妮（豪斯顿的妻子和女儿），你就马上从这儿站起来！” 豪斯顿挣扎着站了起来。

　　现在必须把伤员送到隐蔽而安全的地方。吉基由那两把斧子支撑着，安全地停留在峡谷中，其他队员转移到一片布满岩石的肋拱形山坡的另一边，在那里搭起了帐篷。豪斯顿、乔治、皮特和莫勒纳被挪到了里面，其余三个人返回峡谷去找吉基。当他们到达时，破冰斧不见了，吉基也失踪了，看起来像是一场雪崩冲进这条峡谷带走了他。鲍勃后来描述说：“就像是上帝之手带走了他。”

　　经过了一个恐怖之夜，第二天早上，队员们发现他们正沿着一条缠结着被撕裂的绳子和破碎的睡袋的路向下爬着。豪斯顿首先认出了绳子：“很显然，我们正在沿着吉基被卷走的路线向下爬，我们正在沿着吉基的血前进，”他回忆说，“血，到处都是血……我们很长很长时间没有说一句话。”

　　四天以后，七个幸存者在大本营碰面，他们无法相信自己活着，朋友却已长眠于雪山之中。每个人都有些震惊，有些发愣地站在那里，不愿相信这是真的。搬运器械的工人们在距离冰河61米高的一块石头上，选了一个醒目位置垒起了一座圆锥形的石碓献给吉基，直到今天，这个石碓仍然立在那里。

　　伟大的失败

　　在结束死亡之旅的那天下午，我爬到吉基的纪念碑那里，那儿有一大片赭色的岩石，现在，这片岩石被刻有悼文的盘子和长柄锅盖装饰着，那是献给长眠在这里的男女登山队员的。我看到一队巴基斯坦向导在下面，他们正在搬运1997年死于雪崩的六个日本籍登山者的尸体。像杜利?伍夫一样，他们的尸体最近被人从冰河中发现。向导们把尸体堆叠在一起，用塑料包裹好，然后在上面放上冰块保持低温。直到找到可以用于火葬的木料，他们才能够被运回大本营。凛冽的山风刮起来了，盘子和锅盖敲打着岩石，敲出令人忧伤而超脱俗世的调子。

　　在那一刻，将K2喻为屠宰场一点也不夸张——一个注定与死亡相联系的地带。几个月后，当我返回家乡第一次遇到查雷?豪斯顿博士，我才认识到K2还蕴涵其他一些韵味——一种展现在登山运动之外的别样魅力。

　　今年夏天是吉基遇难50周年纪念。2000年乔治去世之后，其余6位队友仍然召集联欢，正是在K2上的团结精神把他们又紧紧联系在一起。豪斯顿这位八月即将步入九十高龄的老人坚持说：“我们并不是什么英雄，我们所作的是一项不得不作的工作，我们不会去计算如果我们死了，将会有多少人被K2吞噬生命，因为我们相信自己会活着，这就是我为什么不肯接受人们称我们为英雄的原因，除此之外，我们并没有做过什么。”

　　他的理性态度令人钦佩，但他的这种态度却无法评判他与他的队员们的行为。事实上，吉基死亡的命运几乎是无法避免的，他们可以完全放弃对他的救助。他们的这种无私精神在他们自己眼中也许根本不值一提，更谈不上英雄行为，但从某种意义上更说明了没有什么比这更显英雄本色。

　　一位研究K2的史学家吉姆?卡伦说：“查雷和他的登山队回国后的第二年，意大利人终于胜利到达顶峰，但在所有登山队伍中，查雷的队伍是其中最优秀的一支，但不幸的是，世界已翻过了这一页。”

　　但1953年发生在K2上的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现在已成为登山活动中的轶闻之一，在喜马拉雅山脉的攀登史上，没有比这更令人深思的了。

　　“这轶闻使我们明白K2远比珠峰更雄壮。这不仅仅是因为技术层面上的困难，也不仅因为K2呈现给攀登者们抒情诗般的幻境，而是通过豪斯顿和他的队员们的行动，K2向人们诉说一个更有意义的故事。“我钦佩那些1954年首次登上K2的意大利人，但我更加敬佩1953年没有登上峰顶的美国人，他们是高尚而伟大的人，他们是以一种你所能想象得到的最优雅的方式失败的，他们带给我们的是伴随我们一生的启示。” 吉姆?卡伦说。